第八十一章改革
政事娴熟。也不过美誉之词，卢承庆能上位，除了窦刚的鼎力支持，围绕的无非“改革”二字。
改革，对于其时的大周来说，是必需的、没有办法回避的。大周王朝，外有强邻，内有藩镇，而国家财政已经穷到连春祭，都拿不出钱来的地步。这样一个国家，如果君臣还不思改革，结果会是是相当危险。
事实上，长期以来，改革早已是朝堂上下一致的观点，但改革的方向、以及如何改革，存在严重分歧。
十余年前，“户部侍郎兼度支盐铁使”谭孝移力排众议，施行盐铁专营，希望能通过垄断盐铁之物的暴利来解决国家在经济上的困厄。
接替谭孝移继续进行改革的是检校名誉户部尚书、参知政事李景俭。他实行了包括漕运、转运改革、爵当、刑当在内的一系列新经济法，通过各种正当或非正当的手段，为国库收刮钱财。勉力维持国家财政不至于崩溃。
在李景俭的新经济法推行期间，朝廷还启用户部侍郎杜黄裳共同主持经济工作。杜黄裳依靠个人在经济方面的出色才能，殚精竭虑地调和了李氏经济法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，但是就在他准备试行税法改制的时候，他遭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，被贬为外官，他推行的一些卓有成效的革新手段，也随后被废弃。
在上面几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现象，肩负改革重任的官员，一般都领户部权，或是兼户部侍郎，或是兼度支使司，这是因为改革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解决国家财政问题。
同样，卢承庆荣升宰相，身兼数职，但其中最核心的应该是他“左侍郎、知户部事”的职务。
从这条任命看得出，天子和大部分官员，对于窦派提出的革新方案，是持赞同欢迎意见的。
这套一揽子的方案，被人统称为“天复二年变法”，也即后世史学家口中的“窦派改革八略”。但是这套复杂的方案，并不只有八条新法，实际上它可谓是包罗万千、繁复异常，改革的范围不仅涵盖整个经济领域，还超越了经济，包含民政、军事等方面的内容。
比如在襄州地区已经试行一年之久的新苗法、丁田法。虽然是泾渭分明的两条革新方案，但它们又被统归为八略中的惠农法，而且惠农法并不只限于这两条。
没有错，新法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，但是许多新法早已经在一些地区小范围推广。改革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，不可能草率行事，除了严谨理论的提出外，这些理论还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和对各种问题的总结，只有新法制定者们觉得方案已经足够成熟，才可能审慎地提上朝堂议程。
事实上，早在一年多前，新法已经制定完善。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有这么一套庞大的革新即将推出，窦刚选择了包括襄州在内的五个地区，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，将一些新法方案在这些地区试行。
襄州刺史丁晋接到的任务是推行丁田法和新苗法，并收集其中出现的问题和症结。
新法的核心是惠农法，惠农法的核心是丁田法和新苗法，而在襄州试行的主要就是这两个核心。
丁田法，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，用简单的话解释就是，第一部分是分田。每一丁都可以在规定的年龄，分得国家统一分配的土地；第二部分是打击兼并，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土地兼并情况，并以规定的标准重新丈量土地，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。
至于新苗法，按现在的俗语就是“粮贷”。在农业经济不发达的时代，农民每每到春夏交接之际，会青黄不接，春荒难渡。这不仅对农户家庭是一种伤害，而且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进行，直接影响国家的农业税收。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新苗法提出一个大胆的创新：在春夏之节，官府可以将国家储备仓中的存粮拿出来，暂时贷给缺粮的农民，以帮助他们度过春荒。到秋粮上市时，农户再还新粮给官仓，同时多付一点粮食利息。
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，一是帮助农民挺过饿荒时节，二是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进行，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官仓的新旧粮更替，不仅没有产生损耗，反而赚了一笔利息。
窦刚挑中丁晋推广这两个重要新法，自然是极其看重他的能力。不过他还有点不放心，怕出漏子，毕竟新法暂时还处于筹备阶段，一些问题很可能隐藏着没有暴露出来，要是出了严重问题，不仅他面子上不好看，对于新法以后的实施。也就添加了无谓的阻力。
鉴于此，窦刚派了一位同样经验和能力都非常强的干员来协助丁晋推行新法。这个人叫沈启堂，当时任职“工部员外郎”。因为新法还没有到正式公开的合适时间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他来襄州，窦刚还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—督办修缮襄州久经战乱而失修的水利及城防设施。
这个借口可谓非常对口，沈启堂本就是工部水部司官员，而襄州也确实久经战乱，一些基础设施损毁严重，刺史丁晋数次请旨希望朝廷能拨款修缮，这下好了，维修经费乃至维修人员都来了。
沈启堂此人博学多才，他不仅是个土木工程专家，而且还熟悉农业生产。正是在他的建议及协助下，卢承庆才制定出新苗法这种贴合民意的惠民政策。如果没有对农业情况的异常了解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不过这个人同时也很狂傲，主宰欲极重，不是一个甘心居于人下的角色。他这次前来襄州，虽然是为了配合丁晋推行新法，但沈启堂认为，没有人比自己更熟悉新法的内涵，自己大可以反客为主，变配合为指导。甚至是亲自主持，以将新法在襄州推行好。
这也是为了有利于新法的顺利施行。
因此沈启堂来到襄阳后，几次推脱了丁晋的酬酢宴会，也拒绝他任何私下的拜访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丝毫不近人情。可是他又丝毫不谈新法之事，而是不紧不慢地开始巡视襄州各县城郭及水利灌溉设施，似乎他这次来襄州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完成表面上的修缮公干。
他这是纯心要给丁晋来个下马威，在气势上先压过对方一头。
丁晋对此，毫不知情。刚开始，他以为沈启堂是个严肃古板之人。但看着又不像，因为他除了拒绝自己的宴请外，对于其他人的好意，从来没有推却，丁晋暗自盘算，是不是自己在长安任职时曾得罪过对方或者与他有关之人。
再后来，沈启堂一字不提新法之事，却似乎将精力都投放在工程水利上，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。如果不是窦刚信中再三言道他实是协助自己推行新法之人，丁晋简直认为沈启堂对此事根本不知情。
慢慢地，丁晋看出些意思，沈启堂这番做作，明显是在“拿派”。虽然尚不知他目的何在，不过丁晋从来没有迁就下属的原则，既然他沈启堂本末颠倒，丁晋也不急，那就随他折腾，先将另一件事做好再说。
在丁晋眼里，城墙的修缮以及部份灌溉支流的疏通这些工程，同样很重要。
丁晋马上来了个公事公办，以刺史府的名义向全区发布公告，称沈启堂是奉了皇命的修缮上使，各级衙门必须全力配合他的要求，以使工程尽快并顺利地完工。
同时，丁晋还亲自陪同沈启堂来到樊关视察城郭破损情况。樊关地方并不大，只是因为地处出入襄州的隘口，在西拒淮西叛军的价值上有战略地位，才能获得朝廷拨款修缮。
樊关令刘兹是个上年纪的老进士，以科第的资格而言，比丁晋足足早了几十年，终身困顿，已无壮志，对丁、沈二人的来到，既不热衷，也不起劲。而当提到城关修缮问题时，他的态度立马冷淡下来。
他似乎经历多了，认为沈启堂这次的修缮只是虚应故事的。故而牢骚满腹，一来就哭穷。那倒不是故意刁难，县库是真的穷，月前镇将周汉宾奉命带着本部兵马出征后，几乎淘空了整个县库，库中既无钱也无粮，连皂隶书吏的口俸都拖欠了好几月，无法发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