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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个好理解。”曾家辉点头道：“英美的新闻自由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限制行政对新闻的干预，而把新闻运作中的社会关系交给司法来调整。新闻自由并不是没有约束的，这个约束主要通过司法来加以实现，而不是行政。美国宪法规定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。但是美国的新闻自由也不是没有边界的，新闻自由同其他的政府、社会、个人的权利的冲突主要就由司法来裁判。因为新闻自由主要是保障公民了解、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，反映的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。出现问题由谁来裁决呢？由司法来调整。”

“如果用这个观点看香港和大陆，你怎么看？”

曾家辉这次摇头了，道：“我不敢说个人怎么看，只能说可以分析一下。”

记者不得不承认曾副书记的政治敏感性，只得点头道：“那就请你分析好吗？”

“用司法调整公民和政府的关系，并不意味着一定是‘分权而立’。香港就不是，香港是行政主导制度，但对司法赋予了最后裁判的权力。法官是行政长官任命的，任命后就独立审判，终身任职。在香港这样行政主导体制下，司法可以有这样大权力，我想大陆在党的领导下也可以给司法一个适当的地位。我们的司法独立主要是指依法独立审判、独立检察，但是正如法律界许多人士认为的那样，还正在完善这样的制度。”

确实如此，中国古代就有‘刑政合一’的传统，县官大老爷管钱管粮又坐堂审案。几十年来在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下，整个社会主要以行政权力来调整，而司法很不发达甚至被取消，所以老百姓碰到纠纷想到的就是找单位找上级找行政，很少想到找法院。新闻界对于行政那一套十分熟悉，对司法就相当陌生。所以当初‘新闻官司’在大陆出现时，新闻界有些人士就很不理解、甚至抵触。这里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新闻媒介与行政有直接的从属关系，只要媒介不是反对行政，行政对媒介一般是照顾的。所以，当一些公民受到媒介侵害寻求司法救济时，就跳出了行政的框架，法院在媒介和公民之间是中立的，可以做出公平的裁决。

这个情况香港的记者们也有所了解，于是问道：“现在人们担心的是法院是否公平公正？”

曾家辉客观的回答道：“在香港，我还是第一次打官司，正拭目以待。而在内地，我们讲求的是执法为公。当然，我们一些法院也存在有时候执法不公的问题，正在纠正当中。”

“那么诽谤法不就限制了言论自由么？”

曾家辉不赞同记者的说法，“诽谤法不是制裁言论自由的。国际上公认的观点是：诽谤法是力求维护言论自由和人格权的平衡，所以是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。诽谤法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，使言论自由和人格权的冲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，一些国际人权公约都是把两者作为一对矛盾来规定的，香港人权法案也体现了这个精神。言论自由和名誉权都是基本人权，这两者必须得到合理的平衡。诽谤法就提供了一个平衡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