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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家辉在接受质询的时候彬彬有礼，简捷地回答律师提问。对出庭作证这一时刻，他虽然准备的时间不长，但他之前做了足够的功夫，对整个经过、对青基会的运营情况，再结合这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，可以说满脑袋里都是希望工程的档案。需要什么就可以取什么，问到什么就回答什么，相关佐证完全可以信手拈来。他保持着头脑清醒，对律师询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能作出准确明晰的回答。他大步跨越了对方设下的几个数字陷阱，对大律师提出的疑问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。并对那些本来看似不利的证据沉着应对，巧妙地将其转化为有利。他把握时机，适时将青基会在财务管理、监督、捐款使用等方面的探索及努力展示给法庭。

当对方有些不理智的问，“既然你们希望工程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那为什么临时更换了秘书长这一重要法人？”

曾家辉委婉的道：“法官早就说过了，内地的法律制度与香港的法律制度不同，管理体制上也不尽相同，这没什么问题吧？我还要借此说明的是：第一，希望工程的资金问题，我们会给捐款者一个合理的答复，并接受检查验证，至于是由哪一位法人来接受检查，这无关紧要。因为捐款是捐给希望工程，而非捐给某位法人。原来的秘书长是不是存在资金高度方面的问题，那由我们的审计部门审计，并会给出审计报告。有则改之，这正如法官所说的，我们在改革中会纠正错误、解决问题。第二，希望工程过去建设的学校因为教育布局调整，撤并并非代表错误，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教育事业改革步伐加快了，学校闲置只是因为人口减少的原因。比如出租、变卖原希望小学，所得收入投入新的学校建设，这是对原来资源的重新利用，而非抛弃。第三，我们诉讼港媒报道失实，而并非希望工程要求香港通过法律制度来认为它现在十全十美，请你们明白我们诉讼的概念……”

说白了，与本案无关的内容牵扯进来不但无聊，而且还违法。

对方的律师没想到曾家辉避重就轻的就把这个问题给绕过去了，本想多说点什么，但苦于曾家辉这几点已经把他的话堵住了，只能作罢，最后只能提出了几个问题，要求曾家辉以法人的身份作答。

对这一点，曾家辉早有预料，镇定的道：“没问题，只要时间允许你慢慢问。如果可能，我们这场官司结束后，我还可以在香港多停留几天，慢慢跟你聊都是可以的。”

对方律师最后询问的问题不太多，但主要是想引起法官的注意和认可，“曾先生，我的委托人认为他们报道的文章并没有说七万元全部失踪，你同意吗？”

曾家辉摇头道：“不同意。因为港媒在发表该文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，接着还曾经发表文章作自我检讨，说什么封面标题可能引起误会，令读者以为七千万元全部失踪。这篇报道的客观效果就是给读者一个全部失踪的印象。况且希望工程的捐款根本没有失踪。”

“对啊，自我检讨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媒体并非说明七千万全部失踪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