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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到底是不是假圣人？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来

提示：本文为《百位历史文化名人》大型文化纪录栏目，历时一年精心打磨，高度还原正史，建议从第一章节开始跟进阅读。

01.

宋人重“理”，一直在尝试把“天、地、人”这三件事搞清楚，因此出了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陆九渊、朱熹、吕祖谦这些大儒。

现代人也讲“理”，比如法理、道理、哲理、物理、生理，以及管理等……不用笑，从学术角度讲，“理”涵盖了世间一切，若无“理”可依，这个世界就会乱套。包括我们码字的，也要讲个“文理”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研究这些“理”，非要盘出个“道”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
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，也是这个世界的服务者，如果一门学问不能为人所用，产生不了能量价值，那基本可以判断它是无用的。

“理学”在两宋呈现井喷姿态，既承载了儒学，也承载了禅学，所以理学的天理是“道德学”，为神权和王权所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维持太平，长治不衰。

可是我们看两宋，北宋享国167年，靖康之耻永载史册，灭掉北宋的是金人。金人也讲理，主打一个“蛮不讲理”，因为他们生长的土地贫瘠，不扩张土地就吃不饱饭，甚至连手工业都没有，更别说享受人生了。

南宋享国152年，比北宋还短，灭掉南宋的是蒙古人，游牧民族，虽然国号“大元”起得挺有文化，但更擅长“强词夺理”。所以他们占据天下以后，还像个客人一样，今天抢百姓点这个，明天抢百姓点那个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两个民族却把“理学盛行”的两宋给灭了，上哪说理去。

你可以说，两宋灭亡是当权者无能导致的，但恰恰也说明，“理学”并没有服务好国体，那些高举“理学”旗帜的大臣们，也没能让国家长治久安。

因为他们都缺少一个必要的元素，那就“和”，即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
朱熹理学的重要观点就是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，许多人听见“灭欲”就高呼他的思想是伪学说，这是不对的，更是一种误读。

“灭人欲”不是让人消除一切**，而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克制**，关于这一点，只要翻翻朱子学说就一目了然了。

实际上“灭人欲”也不是朱熹的原创，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《礼记·乐记》中，有载：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有淫泆作乱之事。

《礼记》中的“理”就是让人消除一切**，时代不同，春秋时期列国割据，当权者自然会希望民众服服帖帖，尊崇王道。所以朱熹把这一学说作了改进，但改得并不彻底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也不太契合南宋的时局。

商鞅变法尊崇的是“法家学说”，就那个时代背景而言，“法家”是最合理的治国方案，霸道王权让秦迅速强大起来，并一统六国。可是到了嬴政坐拥天下时，李斯焚书坑儒，这套理论就不管用了，于是秦再迅速灭亡。

宋廷自南迁以后，高宗不想迎回徽、钦二帝，若“二圣”回朝，他的位置就尴尬了，所以他宁可被金人追着跑，也不组织有效抵抗，更别说收复失地。

宋孝宗即位后，曾一度想过北伐，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，可是符离大败，“隆兴和议”签订后，孝宗就再也不敢打了。

这个时期，朱熹的理论已经初成，曾面孝宗奏三札：一札论正心诚意、格物致知之学，反对老、佛异端之学；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，反对和议；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，反对宠信佞臣。

表面上看，这套理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很积极，但实用性很差。他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却没找到解决办法，只给了宋孝宗一个方针，毕竟他只是个书生。就北伐而言，辛弃疾的《美芹十论》和《九议》效果会更好，也很有针对性，连细节都考虑到了。

所以当时的宰相汤思退驳回了朱熹的主张，北伐的事也就没能成型。

现在我们把历史往后推350年，到明武宗朱厚照时期，当时闽、赣、粤大乱，王阳明带兵平定，不久后宁王朱宸濠想要造反，王阳明再领兵平叛，把朱宸濠打得哭哭啼啼。

王阳明也是个书生，他和朱熹一样，都推崇“理学”，不过王阳明主张的却是“致良知”，即“知行合一”。

世间大理，曲径相通，毕竟都是以儒学为基础，吸纳百家。朱熹主张控制**，这也没有问题，人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，以坚守道德底线。

可“控欲”只是一个基本素质，是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具备的，所以王阳明认为，道德意识存在于人的本心，不需要外力干扰，人只需要在“良知”的准则内，把所认知的事做好，兼行兼修，理法就自然了。

相形之下，王阳明的理论就比朱熹更加开阔，但这并不是说朱熹的学说是“伪学”，毕竟王阳明的理论也曾参考过陆九渊、朱熹等前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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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说到知行合一，在朱熹身上还发生过一件轰动朝野、古今争议的事，把这件事说清楚，我们就能知道朱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了。

02.

公元1182年，浙江一带发生蝗灾，宰相王淮举荐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，并让他当天就上路，朱熹辞谢，因为负责纳粮的人还没有进行奖赏。

此前朱熹就在崇安、南康等地赈过灾，经验十分丰富。

等朝廷赏过以后，朱熹才赴浙，到任后颁布了一系列措施，每天外出调查访问百姓疾苦，走遍浙东全境，单人独车，不带随从，尤其重视整肃风纪，效果明显。

巡查到台州时，有人举报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赃枉法、伪造官会、嫖宿娼妓等8项罪名，朱熹派人查证后，连上三疏弹劾唐仲友。

然而这三封奏疏却没有送到宋孝宗案前，因为被宰相王淮扣下了，王淮的妹妹是唐仲友的弟媳，他和唐仲友还是同乡，所以等唐仲友的自辩疏上达朝廷后，王淮才上奏。

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南宋“学派”林立，相互之间多有争斗，唐仲友和陈亮为“永康学派”的代表人物，朱熹的“考亭学派”与其对立，彼此都不认同。

所以朱熹得知奏疏被扣以后，又追奏三疏，并将参与此案的“营妓”严蕊抓捕入狱，移至绍兴府司理院严审。在狱中，严蕊遭遇严刑拷打近两个月，遍体鳞伤，多次昏死。

据南宋文学家洪迈在《夷坚志》中载，绍兴司理院在审理过程中曾诱供，希望严蕊能承认与唐仲友的苟且关系。严蕊拒不招供，坚称自己冤屈，因此被时人赞为“侠骨才女”，她笔下的那首《卜算子》就和这个案子有关：

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

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！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

严蕊笔下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《如梦令》：

道是梨花不是。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，曾记。人在武陵微醉。

一个鼎鼎有名的才女蒙受不白之冤，而且还受到酷刑，所以这个案子的舆论让朝廷倍感压力，甚至岳飞的后人岳霖也为严蕊抱不平，以浙东提刑一职重审严蕊。

有趣的是，当这个官司打到宋孝宗面前时，宋孝宗一句“秀才之争”就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化解了。

此前，宰相王淮曾荐唐仲友为江西提刑，这么一闹后，唐仲友被罢官，王淮就上书奏请孝宗，让朱熹出任江西提刑。

朱熹自然不接受这样可笑的处理结果，便主动请辞，暂隐武夷山九曲溪畔，潜心着书立说，广收门徒，聚众讲学。

而岳霖重审严蕊后，为其昭雪，出狱时问严蕊此后作何打算，严蕊就口占了这首《卜算子》。

之所以这件事饱受争议，是因为史书中的说法完全不同，首先经考证，岳霖从未出任过浙东提刑，此为谬传。

其次，陈亮与唐仲友交好，同为“永康学派”代表人物，但在这件事上，陈亮是站队朱熹的。此间事了，朱熹就与陈亮展开了义利王霸辩论，力陈浙学之非，不夹私怨。

由此可见，唐仲友或确有罪行，不过是因为有宰相王涯力挺，孝宗才没有深究。

但严蕊遭受严刑拷打的确是事实，因此也不能说洪迈编撰的《夷坚志》，对这件事的记载全然有误。这件事发生时，洪迈已经60岁了，文天祥曾这样评价洪迈：我朝言治者曰庆历、元佑、乾淳，厥亦惟欧阳子、苏公兄弟、周益国、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，以为之缫籍粉泽，功光当时，垂休无穷，岂曰小补之哉?

能把洪迈与欧阳修和苏轼、苏辙的着述精神相比较，可见洪迈还是极受人敬重的。

尤其洪迈为人正直，其父洪皓，兄长洪适、洪遵都是南宋着名的学者、重臣，洪皓曾被金人扣留长达15年，洪迈也曾使金。

作为和朱熹同时代的人，洪迈就算不喜欢朱熹的学说，也不至于妄捏曲折，因为《夷坚志》着成时，朱熹还在世。至于说岳霖未曾出任浙东提刑，或许是作为特使暂理严蕊受诬一案，故史书没有明确记载。

宋末元初文学家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对这件事亦有详尽描述，细节大致与《夷坚志》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