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的傲气从何而来?

作者:知乎用户CvmKkD

来源:知乎

关羽的傲气是整个时代赋予的。

谈及关羽的性格,就不得不先提汉末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潮流:清议。

所谓清议,就是点评、臧否他人的社会现象。举个非常不恰当、但又比较形象的例子,大家可以把“清议”理解为现代的选秀节目。

历代都有点评他人的文化风气,但在东汉魏晋则十分突出,甚至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。

汉朝尚未出现科举制,选拔人才主要依靠以“举孝廉”为代表的察举制:不考试,而是根据选拔者主观的儒者价值评价,以才华、道德,乃至风评、当地名望、家室,甚至是气质、相貌等标准,来评定被选拔者是否可以有资格被朝廷所用。

加之汉朝的意识形态偏向迷信,以董仲舒为代表偏向的汉儒思想为主,泛神秘主义的谶纬学大行其道,讲究“天人感应”:人的道德能和自然产生互动,善恶皆会引起天地的反馈。

人的道德有亏,会招来疾病;国君的道德有亏,会找来瘟疫、饥荒。

在《三国演义》的开头,就是一段蔡邕利用天下频繁兴起的灾异现象,劝谏汉灵帝不要再宠幸佞宦的故事。这个剧情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,可见东汉时期的世人,包括皇帝在内,都将“宦官弄权”和“灾异现象”构成因果关系,并且都都认为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所以道德成了人的立身之本,比性命更重要。

所以不管是社会层面的规则使然,亦或者是精神世界的追求,或是对未知神秘力量的敬畏。

都造成了汉朝时期的人,极其重视个人的形象、德行、名声。

王莽便是凭借近乎于圣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个人形象营销,才得以篡权称帝。

这种三代以下绝无仅有的政治奇迹,就依托于当时那种格外重视道德风评的特殊时代之中。

而这种文化潮流,发展到了东汉末年,就演变为了所谓的“清议”,已经开始有些畸形,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在现代人眼里十分出格的道德表演和行为作秀(当然,有些是发自真心)。

二十四孝中,有大半的事迹,都发生在东汉、三国、晋时期,其中便有“郭巨埋儿”这种离奇事情。足以体现察举制时代下的社会风气。

夏侯渊饿死儿子,养活侄女。(魏略曰:时兖、豫大乱,渊以饥乏,弃其幼子,而活亡弟孤女。)

这种感天动地又令现代人困惑的行为,在当时并不鲜见。

两晋时期的邓攸,在逃难中,也做过这样的事情,他舍弃了儿子,保全了侄子。(邓攸始避难,于道中弃己子,全弟子。)

这种对道德的追求,近乎深入东汉人的骨髓。

有道德被尊崇、被礼遇,这是东汉的普世价值。

甚至连法外之徒也认可这套价值观。

汉末有个叫姜肱,与弟弟外出,被强盗捉住,两兄弟争抢着送死保全对方,感动了强盗。(肱尝与季江谒郡,夜于道遇盗,欲杀之。肱兄弟更相争死,贼遂两释焉,但掠夺衣资而已。既至郡中,见肱无衣服,怪问其故,肱托以它辞,终不言盗。盗闻而感悔,后乃就精庐,求见征君。肱与相见,皆叩头谢罪,而还所略物。肱不受,劳以酒食而遣之。)

同时期的荀巨伯,为了保护病重的朋友,自愿代他送死,也感动了盗贼。(贼既至,谓巨伯曰:“大军至,一郡尽空,汝何男子,而敢独止?”巨伯曰:“友人有疾,不忍委之,宁以我身代友人命。”贼相谓曰:“我辈无义之人,而入有义之国。”遂班军而还,一郡并获全。)

在如此环境下,刘备凭借个人极好的形象,能感动刺客,就并不为怪了。(郡民刘平素轻先主,耻为之下,使客刺之。客不忍刺,语之而去。)

既然社会风气注重个人风评,也诞生了许多知名的人物评论家。

这些人物评论家,一句话便能左右一个人的前途。比如说点评曹操“子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”的许邵。

正是许邵的点评,使得曹操名声鹊起。(玄谓太祖曰:“君未有名,可交许子将。”太祖乃造子将,子将纳焉,由是知名。)

当然,评论家一句恶语,也足以毁掉一个人:

东汉时期,一个叫做陈纪的官员丧父,他悲痛到身体虚弱,神志不清,娘亲可怜他,在他睡着时,往他身上披了锦被。

碰巧被吊唁的郭林宗撞见,郭林宗误会了,认为“你爹都死了,你还有心情盖锦被?”,斥陈纪不孝。

使得陈纪声名狼藉,无人愿意前往他家吊唁其父。

(陈元方遭父丧,哭泣哀恸,躯体骨立。其母愍之,窃以锦被蒙上。郭林宗吊而见之,谓曰:“卿海内之俊才,四方是则,如何当丧,锦被蒙上?孔子曰:‘衣夫锦也,食夫稻也,于汝安乎?’《论语》曰:“宰我问:‘三年之丧,期已久矣。’子曰:‘食夫稻,衣夫锦,于汝安乎?夫君子居丧,食旨不甘,闻乐不乐,居处不安,故不为也!今汝安,则为之。’”吾不取也!”奋衣而去。自后宾客绝百所日。)

一言举人,一言废人。

在这种风气下,为了博取良好的风评,或者展现自己对道德的追求超越俗人。所以时人往往做出各种夸张或者超然的举动,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质,诸如:

管宁割席断交。(又尝同席读书,有乘轩冕过门者,宁读如故,歆废书出看,宁割席分坐,曰:“子非吾友也!”)

嵇康刑场弹广陵。(嵇中散临刑东市,神色不变,索琴弹之,奏《广陵散》。)

关羽刮骨疗伤。(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,臂血流离,盈于盘器,而羽割炙引酒,言笑自若。)

夏侯玄被雷劈了,衣服都焦烂,照样没事人一样淡定看书。(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,时大雨,霹雳破所倚柱,衣服焦然,神色无变,书亦如故。)

用俗一点的话就是:一个比一个能装,各个逼格满满,并且是用生命去装逼。

所谓魏晋风度,便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。

有人将三国时代远超其他乱世的知名度,归功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。

但忽略了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,汉末英雄辈出,是一件很合理的情况。

而不光是文化、士族阶层重视个人风评和评价他人。

这种注重个人品行名声的社会风气,渗透进了东汉时期的社会各个方面,连武将也被影响,很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。

更何况,这对他们而言,足够威武的个人形象,有着很实用的好处——震慑敌人,提升士气,甚至能改变战场上的局面,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。

所以我们能看到。

在合肥一战,张辽带领八百人,硬冲吴军十万时,他做了一个貌似很奇怪的事情——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:“我乃张文远!”(平旦,辽被甲持戟,先登陷阵,杀数十人,斩二将,大呼自名,冲垒入,至权麾下。)

很显然,张辽深信,他的名号,能够恐吓到敌人,所以将其当作为一种武器。

重铸三国:逆风局才有意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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