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部襄州刺史第七十六章斩尾巴

第七十六章斩尾巴

宰相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尊贵之体。自然不容随便侵犯，钱伯芳虽被罪，但只是禁锢在府内失去自由，并没有被有司收押看管。

但任何人都看得出，钱伯芳的风光已经不可能持续太久。即便真相查明，钱伯芳所行的那些巫祝之事并没有大逆不道之处，可是这一番风波下来，他的脸子可算丢大了，怎么还好意思继续当宰相。

等待钱伯芳的最好结局，应该是在洗清冤屈后，他主动上书请辞宰相之职，然后朝廷表示安抚并对他另行优厚安排。或许，过个几年，等人们渐已淡忘此事，还有出相的机会。

可是，钱伯芳会有这么幸运吗？

在钱伯芳“妖行蛊惑”之事被揭发不久后，一件震动朝野的大案披露出来，这就是襄州查获的“驿道走私案”。

事实上，距离丁晋等人查出案情，已经整整三个月时间，但因为朝廷不欲大事声张。除一些局内人外，鲜有人听闻，直到襄州刺史府将案情移交刑部，又主犯王保等上百名人犯也被押送到长安城，此时，这桩轰动天下的大案才为世人所知。

由于内外压力，刑部官员不敢怠慢，拟将案情细细整理一番，再准备择日正式开审。

在案件的梳理中，刑部办案人员发现，这桩特大走私案，除了被收押的人犯外，还有一些人员牵扯其中，最主要的，就是盐铁署的官吏们。

盐铁署，是由度支盐铁使李景俭领导的一个专属衙门，这个机构负责天下各地盐、铁等资源的专产、专运、专卖，权利极大。盐铁署有两名副使，其中一位就是司农寺卿兼盐铁副使钱伯芳。

襄州查获的特大走私案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，这些走私物虽然是从非正规渠道生产、运输而来，但最后的贩卖，却明目张胆地打上盐铁署的标印，公然在市场出售并将这部分收益再返回给走私者。

要保证这个过程万无一失不会出错，那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：盐铁署的准售批文以及盐铁署某些人的同流合污。

办案的矛头，隐隐指向了盐铁署的高级官员们。

盐铁署最高首长、宰相李景俭在一次盐铁衙门的例行会议上大发雷霆。称那些和走私者勾结的官吏是蛀虫，是十恶不赦的坏蛋，他严厉要求盐铁署内部监察人员尽快查明这些犯案人员的情况，将这些败类一一绳之于法。并且他再三强调，即便是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属下，如果有谁牵扯其中，他也绝不会姑息。

李景俭“大义灭亲”的凛然，获得了朝臣们的赞扬。一些以前对他有所顾虑的大臣，也纷纷改变了对他的看法，认为李宰相实是一位公正无私的人。

在舆论的压力下，政事堂通过了刑部递交的深入调查的要求，并委派刑部侍郎陈仙奇为首，会同京兆尹、大理寺共同组成联合查案人员，进驻盐铁署。

但是，很快，办案人员们就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境况。很显然，对方早有准备，已经消灭众多证据，偶然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，也多是误导之用，经常让查案人员陷入歧途。

不过。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掌握，只要做过，总会留下不能磨灭的痕迹，何况这个走私网是如此的庞大。再者，办案人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，他们可以对任何一位受怀疑者进行审讯并从中有所收益，他们也可以很方便地调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，做到普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。

一些痕迹渐渐明确，这些证据显示着走私案要比办案人员想象中更为庞大。但如此庞大的物资在市场上出售，也预示着盐铁署必有足够份量的官员首肯或参与，才能做到完全消化。

为了避嫌，李景俭主动提出暂时辞去盐铁使一职，并将印符交了出来。他的这种做法，更是为自己赢得了大量的声誉。

此时，长安城内对于此案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一些关注此事的百姓，不禁将怀疑的目光，对准了一直没有“表示”的另外两位盐铁署高级官员身上。

他们就是户部侍郎行盐铁副使扬承和，以及司农寺卿兼盐铁副使钱伯芳。

钱伯芳现在正被“软禁”，接受巫祝之事的审查，自然想表示也没法子表示；而扬承和原本是尚书省右丞，迁任户部侍郎不过半年多的事情，按照这个时间来算，他和走私案很难有联系。

因此，钱伯芳的嫌疑似乎更大一些。

正在这时，钱伯芳的案子有了重大进展。

上面说到，道士郭行真被长安县秘密逮捕后，很快由刑部官员接手。接着，他又被转移到长安城外的一处私人庄园关押。这中间的过程。经手人只有少数几个并且实行了严厉的保密措施，因此，很多人包括钱伯芳，并不知道郭行真已被控制起来。

为了尽快从这个道士嘴中撬出些有用的东西，钱徽亲自主持了对他的审讯。并且，他还从刑部聘请了三位刑问老手，都是冷酷无情手段异常毒辣之辈。

没想郭行真却不同于一般的招摇撞骗之人，他是真正的修道人，有坚定的操守和意志，严刑拷问了半个月，郭行真一字不改，始终坚称自己和钱相并没有行妖乱之事。

钱徽从郭行真身上所得有限，不禁有些焦急，起初，他想和窦刚寻求帮助，但被拒绝。钱徽惶恐不安，他深知如果这次劳而无功，那等待自己的绝对没有好下场。

焦急中，钱徽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，怂恿自己弹劾钱伯芳，如果没有他的蛊惑，钱徽想自己恐怕还没有勇气做这样的冒险之事。

此人。就是参知政事李景俭。

钱徽秘密拜访了李景俭，果然从他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“指示”。可是这份指示虽然对眼前的困境有效，但钱徽告辞出来后，却是一身冷汗。

因为钱徽终于认识到，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上了李景俭的贼船。可是现在说都晚了，想要下船，只有被马上淹死的份。

钱徽无奈苦笑，枉自己平日自喻为聪明人，可是在那些真正老谋深算的大人物面前，自己犹如都不懂的童子一样，任人揉捏玩弄。而且最后还得身不由己豁出命地为人家做事。

再想到宰相窦刚，钱徽又是叹了口气，现在可好，自己以窦氏门生标榜，忽然改换门庭，成了李相的人，恐怕窦相那里不免又得罪几分，真正是进退不能，两头不是人了。

暂时按捺下烦心事，钱徽回去后，立马改变了对郭行真的审讯策略，撤销了严刑，实行了一套怀柔政策。

当然，郭行真也不可能因为钱徽这点小手腕就感动地自认罪行，逆乱之事岂是轻易能认的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

不过，郭行真也不是个顽固之徒，他不可能故意顶撞找罪受，因此对钱徽的一些询问，只要是无关要紧之事，他也尽量有问必答。甚至，在发现钱徽似乎也对风水之道有兴趣后，郭行真很快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变得滔滔不绝，将一些平生得意之作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，其中，当然也包括为钱伯芳寻找墓地、化解宅气之举。

这样，钱徽很快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，然后，一方面他马上派人将情况报知李景俭；另一方面，开始起草奏折，准备发动对钱伯芳的最关键的一次弹劾。

两日后，钱徽的奏章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*。因为，他这次除了指控钱伯芳暗行巫事外，还明确指出钱伯芳在司农寺及盐铁署犯有贪污巨财的大罪，并且这些财物的一部分有可能被他借巫祝之事，藏在了一些秘密之地。